2025年5月31日在日本东京一家杂货店拍摄的储备米。 新华社/路透 图
2025年8月，我被单位公派前往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访问。
在千叶县将近半年的学习生活里，日本的米价多次让我感到震惊。这种在中国人眼中再普通不过的日常农产品，在日本却逐渐变成民众几乎“消费不起”的东西。
被日本米价“刺”到
我在千叶县的超市货架前第一次被日本米价“刺”了一下。
那时我初到日本，进入附近的超市购物。我推着购物车，目光扫过一排排整齐的白米包装袋，最醒目的两款映入眼帘：秋田县产的“あきたこまち”（秋田小町）无洗米，5公斤装标价4580日元（含税4946.40日元）；千叶县产的“こしひかり”（越光米）普通米，5公斤装则要4380日元（含税后更高达4730日元左右）。
日本超市里的大米 作者摄
换算下来，前者每公斤约916日元，后者每公斤约876日元。按我一日三餐、每顿100克米饭计算，一个月光米饭就要花掉7884-8244日元不等。这还只是最基础的开支，不算酱油、味噌、蔬菜这些“搭头”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，为什么许多日本同事会开玩笑说：“在东京，一碗米饭有时比一杯咖啡还贵。”
这种真实的价格冲击，让我这个从上海来的访学者瞬间感受到“高物价”的重量。上海超市里5公斤东北米通常只要40-60元人民币，而在这里，哪怕是最实惠的秋田米，也要接近230元人民币一袋。每天煮饭时，我都会不由自主地算一笔小账：多煮一碗，就多花几块钱；少吃一碗，又觉得对不起那一袋从产地运来的“米香”。这种精打细算的日子，渐渐成了我在日本生活的常态。
日本大米的三大品牌
日本大米的主要产地集中在北海道、新潟、秋田、宫城、千叶等地，其中，新潟越光米、秋田あきたこまち（秋田小町）、千叶こしひかり（越光米）是最常见的三大品牌。价格差异非常明显：新潟越光米因为产地水质好、品牌效应强，5公斤往往要卖到4500-5500日元；秋田あきたこまち（秋田小町）口感软糯，价格稍低一些，但仍比普通杂米贵30%-50%；千叶本地米因为靠近东京市场，物流成本低，因而成了许多上班族的“平替”选择，却也因为产量有限而难以压低价格。超市里，这些米袋上常常标着“無洗米”（无洗米）、“特別栽培米”（特别栽培米）、“産地直送”（产地直送）等标签，消费者一眼就能看出品质等级，但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。
2025年6月在日本新潟县三条市拍摄的大米。\n 新华社/法新 图
其中最负盛名的当数新潟越光米，尤其是鱼沼产区的“鱼沼越光”。鱼沼位于新潟县南部，雪水灌溉、昼夜温差大，造就了米粒晶莹、口感弹牙的极品。川端康成的小说《雪国》里，那漫天大雪覆盖的越后汤泽，正是鱼沼越光的故乡。小说中主人公在雪国驿站吃到的热腾腾白米饭，不仅是填饱肚子的食物，更是雪国人情与温暖的象征——“雪国”的清冽与米饭的香气交织，成了日本文学中永恒的意象。今天，鱼沼越光依然是高端礼品首选，一袋5公斤的顶级鱼沼产米常常卖到5500日元以上，许多日本人把它当作送礼的心意。我曾在新潟县调研时听到农民们自豪地说：“我们的米，是带着《雪国》里的雪味长大的。”这种文化加持，让新潟米不仅贵，更成为一种身份符号。
高米价改变餐食结构
这种高米价对普通民众的生活影响实实在在。许多单身白领为了省钱，会选择公司食堂的免费米饭，或者周末开车去郊外农协直销店囤货。家庭主妇则更讲究“米搭菜”：买便宜的千叶米，搭配打折的根菜和鱼，勉强把每月主食开支控制在2000日元以内。年轻人甚至发明了“米饭减量法”——把米饭换成杂粮粥，或者干脆吃面包当主食。在我访学的研究所，一位老先生就坦言：“现在米价这么高，家里孩子上学、老人看病，米饭已经不是最优先的开支了。”高物价像一只无形的手，悄然改变着日本人的餐食结构。
过去日本人一日三餐几乎离不开白米饭，如今城市家庭的主食结构正在悄然重构。早餐从传统的米饭配味噌汤，变成了吐司夹蛋或咖啡配面包；在外卖午餐中，拉面、咖喱饭、便当里的米饭分量越来越少，取而代之的是沙拉、意大利面或低GI（血糖生成指数）杂粮饭；晚餐则更倾向于“米饭减半”，用蔬菜和蛋白质填补热量。超市的“米饭替代品”区迅速扩大，玄米、薏米、燕麦等健康谷物销量连年增长，而传统白米销量却在2024-2025年出现明显下滑。年轻人甚至流行“无米日”——一周吃两天面包或面食，理由是“太贵了”。这种变化不仅影响了日常饮食习惯，更折射出高物价对家庭预算的挤压：过去米饭是“主食之王”，如今却成了需要精打细算的“奢侈品”。
2025年5月22日，工作人员在日本东京一家饭店准备米饭。\n 新华社/美联 图
上游产业链同样感受到压力。清酒酿造商和米酒商人是最直接的受害者。新潟和秋田的清酒厂负责人告诉我，原料米通常占酿酒成本的近50%（部分高端酒达60%），2025年米价大幅上涨后，他们的利润普遍缩水20%以上——这与全国酒藏2024年度利益总额下降25.6%的行业数据完全吻合。许多中小酒厂被迫转向进口米或者开发低价新品种，但口感下降又会失去忠实顾客。佐渡岛的农协负责人曾感慨：“我们种出来的米，本来是给城市人做清酒、做米饼的，现在价格高了，需求下降，农民收入反而更不稳定。”这形成了一个奇妙的循环：城市消费者抱怨米贵，乡村生产者喊“赚不到钱”，中间的农协和批发商成了价格的实际掌控者。
两次“米骚动”
造成日本米价高企的制度根源，其实可以追溯到战后形成的“粮食管理制度”和农协（JA）体系。JA是日本农业的“超级组织”，它垄断了全国80%以上的农产品流通，从种子、肥料采购到销售、价格制定，全程把控。政府通过高额补贴和进口配额保护国内米价，防止廉价外国米冲击市场。
这种保护主义在历史上曾引发过剧烈震动——1918年的“米骚动”就是最典型的例子。当时，一战后通胀加剧，米价暴涨，穷人吃不上饭，全国爆发大规模暴动，政府被迫出动军队镇压。从那以后，日本历届政府都把“稳定米价”当作政治红线，宁可财政补贴，也不让市场完全自由化。
更近的回响则是2024-2025年的“令和米骚动”。那年夏天，日本遭遇125年来最炎热的9月，极端高温导致稻米减产，叠加访日游客激增和外出用餐需求暴涨，全国稻米产量比预测少约44万吨。超市货架瞬间空空如也，许多商店实行“一人一袋”限购，民众开始囤米、抢购，甚至有主妇在社交媒体上哭诉“连孩子的主食都买不起了”。米价从2024年5月的2500日元/5公斤一路飙升至2025年5月的4285日元以上，涨幅近一倍。政府虽三次拍卖释放21万吨储备米，却因担心压低价格、触动农协和农户利益而动作迟缓。农林水产大臣江藤拓甚至因一句“从来不用买米，支持者送得太多”的玩笑话引发众怒，被迫辞职。
2025年6月17日，一名顾客在日本东京一家便利店购买储备米。 新华社/法新 图
这场危机被媒体称为“令和版米骚动”，直接唤起1918年历史记忆，暴露了保护主义制度的脆弱性：气候变化和需求波动一旦超出预期，僵化的配额与补贴体系就无法快速响应，最终把压力转嫁给普通消费者。
米价背后的政治博弈
农协的优势显而易见：它把分散的小农户组织起来，形成集体议价能力，避免了市场波动对个体农民的直接伤害；同时通过统一销售和品牌推广，提升了日本大米的国际竞争力，让“越光米”成为高端礼品。但缺点同样突出：垄断导致效率低下，中间环节层层加价，农民实际到手利润并不多；年轻农民不愿返乡，农协内部老龄化严重；最重要的是，它阻碍了价格信号的正常传导，使得城市消费者长期承担高成本，却没有真正反哺到生产端。在“令和米骚动”中，农协的保守态度——优先维护农户收益而非快速投放储备米——进一步放大了危机，民众不满情绪直指“JA垄断”。
在政治层面，自民党长期是这一制度的坚定守护者。自民党的农村票仓效应非常明显——农村选区虽然人口少，但投票率高、组织性强，是自民党执政的“铁票”。为了保住这些选票，自民党在抑制农产品价格、降低消费税方面的立场一直较为保守。他们主张维持现有补贴和配额制度，反对大幅开放进口米市场，认为这会摧毁日本农业的“粮食安全”。同时，他们也反对进一步降低消费税（目前10%），担心财政赤字扩大后无法继续补贴农民。岸田政府时期虽然提出“新资本主义”要兼顾增长与分配，但具体到农业领域，更多是增加对农协的扶持，而不是真正放开市场。他们的立场本质上是“农村优先”的政治计算：保住农民收入，就保住了选票；至于城市消费者的“米饭账单”，则被放在了次要位置。在“令和米骚动”爆发后，自民党虽被迫释放储备米平抑价格，却始终不愿触动根本制度，担心得罪农协票仓，最终导致支持率下滑和大臣辞职，成为执政危机的新导火索。
当然，这种制度也并非铁板一块。近年来，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国际贸易压力增大，自民党内部部分年轻议员开始发出改革声音，主张逐步减少补贴、引入市场竞争，让米价更贴近真实成本。而在野党中，日本维新会更是明确提出打破农协垄断、推进农业市场化的激进主张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日本共产党则坚决反对减少补贴，认为这会进一步损害小农利益。但每当改革提议一出，立刻会遭到农协和农村选区的强烈反弹。2023-2024年间，日本曾因国际粮价波动引发米价小幅上涨，自民党迅速动用储备米平抑市场，正是为了避免重蹈“米骚动”的覆辙。
2025年6月4日在日本新潟县三条市一处稻田拍摄的禾苗。\n 新华社/法新 图
访学期间，我在佐渡岛的稻田边、魔芋工厂的参观车间旁、金泽茶屋街边，反复思考这一问题。日本的高米价，既是保护小农的制度产物，也是社会为“粮食安全”和“文化传承”付出的代价。它提醒我们：在追求效率的市场面前，如何平衡生产者利益与消费者负担，如何让乡村的米香真正成为全民共享的福祉，而不是少数人的奢侈品。
回国后，每次在上海超市买米，我都会想起那袋秋田あきたこまち（秋田小町）和千叶こしひかり（越光米）。价格标签上的数字不再只是数字，而是中日两国乡村发展路径的对照镜。或许我们可以从日本的经验中吸取教训：在推动农文旅融合、六次产业升级的同时，更要注重制度设计，让“一碗米饭的账单”既不压垮城市消费者，也不让乡村生产者失去希望。只有这样，米香才能真正从田间飘到餐桌，成为连接城乡、沟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温暖纽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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